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我还在上小学时，就开始集邮。那时班里有不少同学集邮，互相影响，兴起一阵集邮热。我们的书包中都装有邮票，放学后便相互讨价还价进行交换。虽然当时那些被我们频频易手的盖销票许多现在看来已成废票，但我的集邮爱好正是从那时候培养起来的。
到上中学时，我收集的邮票已装满两本集邮册。
“文革”开始了，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谁也无心思集邮了。
后来，上山下乡插队，经常同家里、同学朋友通信，虽然不用心去集邮，但习惯使我看到好邮票仍会收藏起来。
当时，同邮票有关的两件事想必很多知青都经历过。
一是不知是谁的点子，知青们互相转告：在邮票上抹上浆糊，然后寄信给对方时在信中告诉对方，收到信后将邮票剪下用水清洗，盖在邮票上的邮戳就会消失，此枚邮票可再使用。这一招很快在知青中推广。
二是1968年发行的《毛主席去安源》邮票，有一段据说邮局规定不盖邮戳。我真收到几封贴这枚邮票且不盖邮戳的信。于是，这枚邮票被反复贴用。
可能谁也说不清，这两件事让邮局少卖出多少邮票，但可以肯定的是让一些捉襟见肘的知青寄信时省点钱。而我收藏的“文革”邮票却因此少了许多。
是的，谁也没有先见之明，否则，当年只要用心收集“文革”邮票，现在即使下岗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一套“文革”邮票已达十八九万元。
参加工作后，我又开始集邮，有点钱，便买些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再后来，干脆预订购买邮票，开始是订购单套，1992年起至今订购4套“四方连”。当然，爱好集邮也促使我做些研究，曾写过几篇关于集邮的文章，1989年为完成上头交给的任务，也曾组编一部专题邮集参加市里举办的邮展，获三等奖，之后便无作为。不久前遇一位知青朋友，他这些年组编的邮集频频在全国邮展中获奖。他对我说：“其实论集邮和组编邮集，你的起点都比我高，可惜你没坚持下去。”是呀，我缺乏他的那种恒心。
如今，邮票印得太多太滥了，以至于许多邮票刚发行面市就打折。我始终把集邮当做一种爱好，并不指望靠集邮赚钱，所以坚持下来。有些不集邮的人以为邮票越久越值钱，其实不然，物以稀为贵，邮票亦是这样，贵在少而精。1980年发行的《庚申年》（猴年）邮票就是这样一枚珍贵的邮票。它是我国生肖邮票的第一套，设计精美，发行量又少，所以，市价一路上涨。最近，一版《庚申年》邮票已涨到120万元，也就是说，当初一版猴票80枚，每枚0.08元，计6.4元，如今已增值近20万倍。这套邮票发行时，我买了一个“四方连”，可惜后来寄信寄出3枚，只留下1枚。现在单枚票市场上也要12000元，如果4枚猴票都保存下来，值近5万元！这几天，从网上看到一则报道，武汉一邮局职工上世纪80年代为完成销售任务，“被迫”用96元买下当时滞销的15版猴票，一放一二十年，直到一版猴票已涨到二三十万元，他才出手了几版，为两个儿子各买一套房，现在手上还有10版，不经意中成了千万富翁。
还是那句话，谁也没有先见之明，所以，我等凡人要靠集邮、炒股之类先富起来并不容易，那就保持平和的心态，自寻乐趣吧。作者：郑亚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