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自由，受法律保护，信件是不容拆阅检查的。但在战争时期，为了保密防谍，有时要实施信件检查。根据有关史料，抗战期间，重庆就曾实采取过这种特别措施。并有检查戳记存世。
图1是一枚1939年由四川江津寄山东荣成的航空信。它行用于抗战初期，走的是一条特殊邮路，因而成为—件少见的邮史实证。
该信使用江津延年医院印制的红框公函信封，由该院之孙某寄出。收信地址是：“山东省荣成县第二区埠柳村万兴仁宝号转交墩后村孙长德先生升宕”。左上角手书很大的“航空”二字。虽然未见航空签条(可能脱落)，从背面所贴邮票面额，也可肯定是航空信件。因当时国内平信资费标准是每件5分，而此信共贴伦敦一版(单圈涮、中山像5分票6方连(脱落3枚)，正符5分加25分的航空信件资费规定。寄信日期，封背手书“阳历八月二十号”，销票日戳也是“东川江津廿八年八月二十”，邮票右上角的威海卫汉英三格式中转戳日期是“廿八年九月七日”，正面中部有一枚欠清的落地戳，隐约可辨是“山东埠柳村(代办所)廿八年九月九日”。仔细计算，这封航空1言件的全部邮程整整是20天。
为何国内航空信函要走20天呢?说来也简单，第一，路程太远，飞机只能送到中途；第二，处在战争时期，信件要经军政检查。
欲知详情，就要分析它的背景和邮略了。
1939年，位于重庆附近的江津是抗战的大后方，是国民党统治地区，而山东半岛泡括最东端的威海、荣成地区)，已是日军占领的第二年，属于沦陷区了。名为中华邮政实由日伪控制的邮局，仍然坚持原地办理邮政业务。川鲁两地，相距数千里，当时不通火车，邮路不便，连抗战之前，相互通信，也多用航空。威海、荣成又无机场，当时胶东半岛东部的航空邮件，中途到济南或青岛转为陆路运递。日军侵占华北之后，双方互为敌区，水陆路普通1言件更加艰难了，就只能使用航空通信。不管飞机送达济南还是青岛，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都是敌占区，为防间谍活动，进出口信件，均需经过检查才能放行。此信背面的下部，有两方紫色的检查戳，就足以证明此信是经过了邮件检查。
现在让我们分析研究一下这两枚检查戳。
请看图2，右边的一枚是“检查讫”三个楷字，十分清晰；左边的则是长框双行戳，可能是过分匆忙，不仅上下倒置，而且盖得太轻，中部无墨色，仅见下端并列的“国”、“讫”二字。对照张氏戳史图录分析，全文应是“中华民国检查讫”。两戳颜色完全相同，可肯定是同时所盖。但，它们是何地所盖呢?我们知道，邮局本身是无权检查信件的，战时检查，一般是由政府或军事机关派员到邮局进行。按当时的邮路情况分析，信件出口的江津、重庆，进口的济南(或青岛)以及最后的中转局威海卫，都有检查的可能。此信的“检查讫”戳式，我未查到图谱资料，而“中华民国检查讫”戳，在张恺升的《中国邮戳史》第十册168页中有记载。张老将它编入“二战时期的政府检查戳”类别中，该项共收入3式，如图3，其中的第3种狭长框者，正和此封的左戳相合。该戳图系张老由某“拍目”中收录到的，他标注为广州使用，而我认为是信件落地时，在重庆所盖。戳文使用“中华民国”字样，也符合当时驻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身份，是地道的政府检查戳。
根据上述分析，我认为，这两枚检查戳记，应是信件在重庆上飞初之前，由国民政府所派的检查员盖的。
以上拙见，未知当否?另，“检查讫”戳式，“张氏戳史”和“孙氏戳志”都无记录，不知何处可能查到？文章来源：中国集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