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邮团体兴衰史（四十）

在1927年6月，有一个年仅20岁的青年集邮家经会长周今觉介绍，并代付入会费和当年会费而加入中华邮票会，给沉寂的邮会增添了一股朝气。这位年青的湖南籍集邮家就是后来名闻中外的爱国集邮家姜治方。 姜治方(1907—1980)原名姜襄，字子勋，1928年在日本时改名治方，英文名Z．F．Kiang。湖南长沙人。清光绪33年(1907年)生于长沙槊梨镇书香人家。祖父姜琼山，以教书为业。父亲姜济寰(1878—1935)是清末秀才，曾是同盟会会员，当过长沙师范学校校长、首任长沙县知事。五四运动时，是俄罗斯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曾积极资助毛泽东等人建立文化书社。任过湖南省财政厅长、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的秘书长。还办过《革命》杂志，在广州中央政治讲习所任教。1927年随北伐军入赣，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 1917年，10岁的姜治方随父亲出走上海，受家庭教师的影响，开始爱上邮票。此后，他不论是在长沙上楚怡小学，在武昌读初中，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办的政治学习班学习，少年时代的姜治方都凭着满腔的集邮热情，四处索要邮票。父亲的同僚，他的老师、同学、亲友以及一切认识的人都成了他索要邮票的对象。当年在上海作报纸校对，日后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曾送他“限新省贴用”邮票和许多苏俄邮票。他也曾向作家肖三索讨，翻检熊希龄的书柜抽屉、谭延闿的箱笼信箧，还曾涉足谢觉哉、杨东莼的《国民日报》编辑部，连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酒本勇太郎塞入垃圾桶的信件也不放过。1925年下半年，姜治方在广州政治讲习所学习，当时兼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毛泽东是该班的老师，姜治方曾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去要邮票，得到毛泽东的帮助和支持。 1925年底至1926年，在广州的姜治方陆续收到从上海寄来的同时期出版的中华邮票会会刊《邮乘》四本，即第一卷第一、二期和第二卷第一、二期。已有多年集邮实践经验的姜治方获得这样一种专门性的邮刊，真使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浏览无遗。他对《邮乘》中的“邮界珍闻”、“珍品披露”、“记载”、“杂俎”等专栏中的知识性、趣味性文章，尤感兴趣。而对邮刊中的一些专著，例如谈大龙邮票的版模、试印票、全张、纸质、刷色、胶水的文章，因当时姜治方一枚大龙邮票也没有，读起来反而觉得兴味索然。读《邮乘》，使姜治方十分钦慕周今觉。他在回忆录中曾写道：“中华邮票会会长兼出版部主任周今觉，是一位大资本家，世代官宦子弟，集邮活动倡导者和邮学家溶于一身的上海名人。1923年9月，他中年兴发，开始集邮，只几年功夫，便执中国集邮家之牛耳，有“邮票大王”之称，同时以集中国邮票的魁首著称于世界。在《邮乘》杂志上，周今觉以他丰富的珍藏和广博的邮识，写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版面，而尤能对外国人著述中有关华邮部分的讹误一一指正。” 姜治方想加入中华邮票会，苦于无人介绍引荐。但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偶然收获，使周会长欣喜，而主动欢迎姜治方入会。 1926年7月，姜治方在广州政治讲习班卒业时，北伐战争开始了。十万雄师分三路从广东北伐。姜治方的父亲先行随第二路入赣。姜治方因没有分配工作，稍后，也离穗乘船经香港、上海、九江到南昌。见过父亲后，就回到故乡长沙。为寻觅邮票，姜治方决定去拜访《国民日报》社的谢觉哉、杨人杞、黄衍仁先生。在报社，姜治方找到了两个罕见的实寄封，是从江西奉新寄到长沙国民日报社的，贴两枚2分蓝色欠资票，盖长沙邮戳，另有方戳说明是邮票告罄，并非欠资。所以，这两封信只贴四分欠资票，没有加倍罚款。姜治方拿着这两个实寄封，如获至宝，谢别而归。回到家中，连日反复观赏，喜不自胜。 尚未加入中华邮票会的姜治方，想加入而不得其门，他既无认识的会员可充作介绍，又无稀世珍品可资引荐。现在他有了这个奉新邮局奇特邮戳的信封，姜治方便直接上书周今觉会长，告知在近日于长沙某报馆获得此种信封两枚，乃邮寄一枚给会长鉴赏。他用双挂号投寄后，静待回音。不久，姜便收到周的回信，周信大意是：他对这个信封颇感兴趣，如果能将寄去的一枚送他，则可介绍姜加入中华邮票会，入会费和当年会费都由他代付。这正中姜治方心意，他当即函复，表示欣然同意。 1927年6月出版的《邮乘》第三卷第一期“新会员题名”载：“第105(号)，姜子勋，长沙女青年会何振惠君转。”该期《邮乘》还同时刊出署名“芷卿”的邮文“战事中之奇邮”，介绍姜治方寄去的奉新长沙实寄封，文曰：“去冬湘、鄂、赣三省，兵连祸结，各地交通阻滞，有数处分局邮票用罄，来源不继，乃暂行特别救济法，准向收信人取费，只照信资计算，不按欠资倍罚。另於每信之上，加盖小戳以别之。附图为自江西奉新寄往长沙者，欠资四分，为到长沙后所贴。另一方戳，文为‘现因战事阻碍，本局邮票告罄，兹信邮资，由投递局向收件人收取，不得作为欠资’。云云。闻湖南寄出之信，亦有此种办法，但所加之戳，形式各别，措语亦销有不同云。”实寄封图照也随文刊出。 姜治方就这样成为中华邮票会会员。 自获得奉新欠资封后，姜治方对报馆的兴趣大增，以为找到了发掘集邮珍品的沃土。1927年7月下旬他去南昌，经过汉口时，一下车便直奔中央日报社。报社经理杨锦仲、总编辑陈启修、编辑毛盛炯与姜治方都相识，他逐一翻检3位的办公桌抽屉。信封虽多，但既无纪念邮票，又无特戳，不值一顾。随后，姜治方又到汉口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机关报社，翻阅总编辑杨贤江和编辑米世珍的信封，也一无所获。至此，姜治方才清醒过来，明白到求获珍邮是没有固定沃土的，成功在于天长日久的积累和搜寻。 关于那两个奉新欠资封，后来姜治方在回忆录中写道：“《邮乘》杂志一卷二期上，曾载文介绍过正式邮票作欠资使用的信封，视为珍品：但现在与我手中所获的这两个信封比较，其价值就远远不如了。” “这种邮戳的信封，五十多年来，我还没有见过第三枚。最近，我获睹有‘邮史矿’之称的张赓伯邮戳专集，也未发现这种邮戳，可见其稀世程度，当高于1903年福州红两分斜对剖票(封)。” 姜治方参加中华邮票会后，便开始了颠簸流离的生活，时而日本。时而法国，屡屡变更通讯地址。但不管姜治方身居海内外，他都与中华邮票会保持密切的联系。 1927年8月编印的《中华邮票会会员录》载：“105(号)，姜子勋，通信处：南昌民政厅；籍贯：湖南；集邮类别：世界各国；备考：集邮家。”1928年9月编印的《会员录》所载姜子勋通信处为“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药科杨毅先生转。”1929年11月通信处则为“日本东京大冈山工业大学曹修懋君转”。1930年9月则是“法国College Fehan,Dieppe，France"。 1931年则是：“Colleg st Berthnin Malonne Namur.Belgque”。《中华邮会会员录》记录了姜治方不平凡的行踪。 姜氏父子是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于1927年11月由上海流落到日本的，先到东京，后到长崎。姜治方在长崎高等商业学校就学期间，特地到大阪去拜访由华邮票会第37号会号，著名日本邮商、集邮家林勇(l．Hayashi)。林勇身材瘦长，比一般日本人稍高，其时正经数次搬迁之后，新店开张，其事业正进入飞跃发展时期。林勇夫妇春风满面地接待来自中国的集邮朋友，使姜治方感到格外亲切。所见“林店气派果然不凡，他的经营方式也别具一格。店外傍街有玻璃大橱窗，挂满美不胜收的各国邮票。店内横摆的柜台都是玻璃台面，里面摆着钱币和集邮用品。两个店员背对顾客，正忙着打字编印林勇出版的集邮月刊。”林勇的邮刊是当时日本唯一的集邮专门杂志，每月一本。在白色纸页之间，夹杂着红红绿绿的彩色印张，使人开卷悦目。邮刊内容分切手(即日语邮票意思)、明信片、官白、钱币，每期都有售价价目和收价价目，这也是与其他邮刊不同之处。” 中日两国集邮家初次相会，分外高兴，热情晤谈。林勇建议姜治方先从近及远向上推去，开始集纪念邮票和明信片。他拿出一堆中国清朝时期上海、九江、烟台、镇江等商埠的及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片笺一两百枚，供姜治方选购。姜感于林勇的热情，也觉得他的话确有道理，姜治方将其全部买下，并从此注意收集片封。受林勇的影响，姜治方先集日本官白，后集中国官白(官白指在邮局发行印有邮票的明信片上盖销特戳)。按日本特戳专门目录所示，姜治方几乎将日本官白全部补齐。至1929年下半年姜治方离日本回国时，其日本纪念邮票已收集齐全，明信片和官白也蔚然可观了。 大阪访林勇，给姜治方留下美好印象，当时曾为其摄影留念。姜治方后来赴欧洲，还与林勇通讯联系。中日两国会员的友好交流，也为中华邮票会增添了生动活泼光彩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