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学观微录四十三

　再查邮政总局出版的《中国邮票目录》初版本中，对于前清慈寿纪念邮票发行的日期，所载为国历“民前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此乃根据西历而来。即原为“一八九四”，改书为“民前十八”。此点并无错误。因《海关邮政》的档卷通用英文及西历，由英文译时，按“编例”舍“西元”改为“民元”纪年。虽该书“编例”十一款中有注明：“前清邮票采用农历，括弧内加注推算之民前国历日期。”惟实际编审时，恰恰相反，系以西历为主，后再推算农历的。笔者曾忝为编审委员之一，对此自应负责说明。关于“日期推算”等事宜，当时悉由协同编制的属员誊稿，限期于邮政六十周年庆仓促付印，故初版竟有“农历清光绪廿二年十月廿六日”为慈寿票发行日期的谬误。但出书后，同人再分工校订时即已发觉，已在“续编一”所附“订正表”中页一，订正为“光绪廿年十月十九日”，即是国历“民前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此为拙作采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资料来源的第七种。　　其八：我在民国四十九年十月到十一月间，于本报南版连载所撰“中国邮票的历史故事”拙作中，第廿五篇“甲午谈往慈寿邮票”，及卅一篇“初版慈寿票的出生率”两文中，对慈寿票发行前的“历史背景”，及出生后的种种史迹资料，皆略加研考。当时曾采用一种较大胆的新“观点”，即：这套确因慈寿而发行的中国首次纪念票，为什么在九种图案中，除采用习俗认为吉祥祝寿的花饰作象征外，为何并无慈寿纪念等类文字？为何筹制多时的这套祝寿纪念票，竟赶不及在太后的寿辰正日发行？我国旧俗寿辰只应“暖寿”预祝的，过了寿辰再补便是不敬，但祝慈禧太后寿辰的邮票竟迟了九天，大逆之罪，那还了得？(<图1>) 　　由是，我曾大胆的假设：可能那是客卿赫德等洋大人们所使的一举二得的手法。其时甲午之战方殷，军情紧急，战报恶讯频传，太后生日前夕失金州，初十，日兵三路攻大连湾，取得旅顺。人心惶惶，故将此发行邮票事宜延迟了。可是呈奉宫庭御览的“样票”，则必于期前献呈。笔者曾亲见费拉尔未入市的遗珍中，所秘藏绿绸面黄缎工笔说明的慈寿邮票册，内中所贴以试制试印样票为主（民卅年五月《新光》卷一期拙作），那可能便是特制进呈的“副本”。但延迟的这九天又作何安排？是否别具用心？是否为点缀另一节目？　　《民十邮务总论》所附“历年发行邮票清单”（页一一九）第三节注称：“清光绪廿年发行之邮票咸知为中外通商五十年纪念，又因庆祝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而发行者，全套计有九种，……”中外通商五十周年是“洋务”，是历史上的大事。国难方殷，世人咸认糜费公币，铺张称寿的太后，总是昏庸无知的一妇人，她的生日何能称历史大事？甚至出邮票言庆？考中英五口通商的章程与海关税则，于一八四三年（道光廿三年）七月廿二日公布，八月十六日（阴历七月廿一）道光帝“依议”照准。后续有十月八日“虎门条约”。所以上海“工部局书信馆”有在一八九三年十二月发行“Jubilee，1843-1893（银禧）”字样的纪念票及加盖票。可是实际五口通商开市的日期各口不同。广州七月廿七日，厦门十一月二日，上海十一月十七日，宁波迟至次年一月一日福州更迟至七月三日。中美通商“望厦条约”则订于一八四四年七月十三日，中法通商“黄浦条约”于同年十月廿四日。故称“中外”通商自应从一八四四年起算。在这些历史性的日期里，我所注意的“十一月十七日”，正是上海中英通商开市的“纪念日”。慈寿票周于早一天问世，（英国《吉本司年鉴》则载“十七日”殊异，可能即据此通商纪念日传误。）按十六日是星期五，则十七日是周末，十八日又是星期日例假。在洋大人们的心目中，过寿辰无妨，通商才是大事，故决不能迟于十七日发行邮票。所以慈寿票定在“十六日”星期五发行，是顺理成章的事。故实际是美“慈寿”之名，庆“通商”是实。　　邮票出生考略如上，再考慈禧“生日”。在裨官野史贵闻杂著，皆以“十月初十（农历）”之说为多，但近人有记“初九”的。为求得确切答案，我乃舍“正史”而力求旁证。按故宫所藏内务府四执事库同光朝的《御膳房档册》乃为可信的宫廷原始资料。从御膳房所备进慈禧皇太后的晚膳档中，发觉初九与初十的菜式的不同：初九日的“大盌菜四品”，含有“万年如意”四字号。初十日的“四品”则寓“福寿万年”四字。更明显的是，在初十膳单加配了“侼侼四品”：白糖油糕寿意，苜蓿糕寿意，五福捧寿桃，百寿桃。这四色寿点，则是初九膳单中所未见的。　　所以慈禧太后的生日，是十月初十日，可信而无疑。在光绪廿年六秩大寿的一天，阳历确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七日，礼拜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