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学观微录之四十二

从各种文献资料证明，慈禧太后的生日，与庆贺其六十岁的我国邮史上第一次发行的纪念邮票，并非同日。太后的寿辰在前，纪念邮票的问世较后，迟了九天。所以探讨慈寿邮票的源流，应首先将此二个日期分别牢记，分途处理，庶免混淆不清。(<图1>) 　　前述四种攸关慈寿票发行日期的中外书刊，不仅具有权威性的论述，且皆有其历史性的资料价值。下列四种较近的资料，取材于较新的观点，此类学说的时间，迄今尚未足十五年。虽然新的论点，是讨论慈寿票的印刷地点问题，推翻了“日本版”与“上海版”的旧说，代以“初版”与“再版”的新名词，尚未闻大家对于“发行日期”有热烈的辩论，可是在诸家讨论“印刷”与“版别”的问题时，自不免有论及慈寿票的发行日期之处。兹分列如下：（资料接上文编序）　　其五：美国列文司登L. F. Livingston氏，在一九四九年一月《The Collectors Club Philatelist》（美国集邮总会季刊）第廿八卷第三期上，所撰“R. A. DeVilla rd and The stamps of China（费拉尔与中国邮票）”一文中，公布了慈寿票设计绘图人法籍客卿费拉尔亲笔的若干函件，及部份珍贵的原始文书。全文虽有部份是攸关费氏筹印镇江商埠书信馆的邮票，但列氏在论及慈寿票的部份，改订发行的日期，为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较旧说十一月“十六日”，又迟了三天。　　值得注意的，在一封署有“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日期的费拉尔亲笔信上，曾摘录了一小节：“这新邮票将于本月十九日，下星期一起，发售于商人及公众。今天只有海关邮局能得供应。故我未能为阁下代为申请，未容许于此函中私行装寄邮票。”信上的词句是大堪玩味的，列氏对此不作评论。但我认为既称需至“星期一”（十九日），始“公开发售”，则为何又要声明“今天（十六日）”只有“海关邮局供应”。果如此信所记慈寿票应在十一月“十九日”正式发行，然照官书绵氏的记录皆是“十六日”，不免令人对费氏函中之言，有“未尽可信”的怀疑。主要的是，后人发觉费生前在任时“假公济私”的行径，这位晚清职卑位低的客卿，可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集邮家。也是私下兼营出口的邮商哩！　　同年十一月廿四日，隔了一星期后，费氏又有一函，这封信上写着：“兹附上在此地印刷的全套中国邮票九枚”。那时全套九枚的中国邮票，当然仅有慈寿纪念邮票一种。值得重视的乃是“在此地印刷”一语，透露了慈寿初版是在上海印刷的。照发信的时日推算，慈寿票发行仅仅数天，岂有“再版”之事？是指“初版”而言。由此，可证费氏既有所谓十一月“十九日”公开发售之言，而事实上他并未在“十九日”再发信附寄邮票，须俟至一星期后始寄出这套新邮。这为了什么？反证“十六日”信上所解释未寄邮票的理由，不免令人怀疑那是一种托词。但他为什么要拖延？在等些什么？自可有各种不同的揣测，恕我不敢妄论。　　其六：英国伦敦集邮会中国组的创办人，克拉克氏H.B.R. Clarke，他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在伦敦皇家邮会作慈寿票的专题演讲（参见港版《国粹》五卷一期拙作译文），他也曾把慈禧太后的寿辰，误认为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十九日。但文中也提及绵氏的报告书，并认“十一月十六日实际的发行日期相符”。他也引及列文司登的论文，但声明“未尝全部同意彼之著述。”惟对列文所附费拉尔亲笔遗函的文件照片，深感是有价值的邮学原始文献（克氏文曾发表于一九五○年一月伦敦皇家邮会会刊London Philatelist第LIX卷第六六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