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邮九问

1、您集邮的起因是什么？谁是您最钦佩的集邮家？

中学时我是班里的宣传委员，负责出班里的黑板报，为了给黑板报画插图，我收集了许多邮票（主要是信销票），并将有的邮票图案画在了黑板报上。从此，我开始了收集邮票之旅，一直走到了今天。

我钦佩的集邮家很多，他们在我成长的每一天，都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帮助，我铭刻在心，由衷地感谢他们。最钦佩的集邮家是郭润康，老人淡泊名利、虚怀若谷的品格和为中国集邮事业建言献策、笔耕不辍的精神，永远值得我学习。

2、您是什么时候买的第一枚邮票，现在还珍藏着吗？这枚邮票花了您多少钱？这枚邮票现在值多少钱？

我的第一枚邮票——T38《万里长城》中的第2枚“长城之夏”邮票，不是买的，而是父亲送给我的，准确地说，是1979年夏天我从父亲的工作证中获得的。现在这枚邮票已经微微变黄了，但我还珍藏着，并将永远珍藏。当年这枚面值8分的邮票在32年之后升值不多，即使全套4枚邮票也不过100元而已，但于我而言，父爱是不能用金钱衡量的。

3、在您的集邮经历中有没有让您最难忘的一件事、一个人？

最难忘的一件事是那一次刻骨铭心的购邮经历，最难忘的一个人是我的母亲。

每当我一听到或一见到“亚运会”这个名词，心中就很不平静，不禁使我想到1990年9月22日北京亚运会开幕那一天，那一次刻骨铭心的购买“亚运会”邮票的经历。

1990年9月22日，北京亚运会开幕日，我所在的单位响应政府的号召，放假一天，收看亚运会开幕式电视转播。而就在这一天，邮电部发行J172《一九九O·北京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第三组）和J172M《一九九O·北京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小全张）。一大早儿，准确地说6时刚过，我就骑车踏上了购买“亚运会”邮票之路。

到达北京和平门中国集邮总公司时，还不到8时，但中国集邮总公司门前已聚集了上百人，队伍拐了两个弯儿，蜿蜒到了与中国集邮总公司毗邻的楼群中。我赶紧排在队尾，心想，今天排队的时间一定会很长很长，但中午12时前一定能买到“亚运会”邮票，不会影响下午3时收看亚运会开幕式电视转播。就这样，我怀着一颗平常心排着队，实在无聊了，就与身边的人搭话。排在我身后的是一位中年人，他对我说，今天排队的人太多了，能不能买到邮票还很难说。我说不会吧！这位中年人不等我说完就手指身后让我看，我这才发现，仅仅十几分钟，队尾就延长了几十米。

时间默默地流逝，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的平常心中开始涌进了焦急的暗流。队伍越来越庞大了，由一支队伍分裂成了两支队伍，又从两支队伍分裂出三支队伍、四支队伍。警察来了，大声吆喝着将数支队伍混编成一队伍。队伍乱了，人们在互相推桑中重新确立自己的位置。我发现，很多新来的人乘机往队伍中挤，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排成一队就成。又是两个小时过去了，我吃惊地发现，我的位置非但没有前行，反而后退了。

我被队伍牵扯着，左右摇摆，前后挪动。前后左右的人都比我个子高，我的脸被夹击在人们的臂膀里，几乎变形。我累了，也饿了，于是索性闭上了眼睛，如同一只放弃了舵桨、放弃了挣扎的小船，随波逐流，被人浪无情地抛来抛去。我的心，焦急中又有了一些无奈，无奈中又有一些委屈：“我为什么要集邮呢？我为什么要受这个罪呢？”我反复地问着自己。

快到下午3时的时候，队伍又躁动了起来，排在我前面的很多人见买票无望，而亚运会开幕式马上要开始，便脱离了队伍，排在我后面的人迅速跑到前面，我的位置又后移了。排在我后边的那一位中年人也不排队了，只见他和维持队伍的警察说了些什么，警察点了点头，这一位中年人便走进了中国集邮总公司营业大厅，十几分钟后，这一位中年人拿着邮票出来了。

再坚持一下，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又过去了一个小时，我终于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进了中国集邮总公司营业厅的大门。但营业厅的情况也不容我乐观，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挤了进来，营业厅里到处都是黑压压的人。已经排了七八个小时的队，还在乎再排十几分钟的队吗，希望就在眼前，我自己安慰着自己。

但我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我排错了队，卖邮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不知是什么原因，情绪非常暴躁，一边卖票，一边“咆哮”，只要她听见队伍中谁对她说了一两句不恭敬的话，这位中年妇女就会立即停下手中的活儿，站起来“理论”一番。就这样，我又排了一个小时队，才买到了“亚运会”邮票和小全张。以往，我只买1套邮票，或许是认为1套邮票不足以补偿自己长时间排队的辛苦吧，于是，我一下子买了5套，几乎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钱。

从中国集邮总公司营业大厅走出来，眼前的情景又让我大吃一惊，门外排队购买邮票的人已经寥寥无几，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撤走了，怎么？从早晨就来排队，排了八个多小时，而我居然始终是排在队尾。天呀！

骑车回到家，亚运会开幕式的转播已接近了尾声。这一次购买“亚运会”邮票的经历让我刻骨铭心，“亚运会”邮票从此也在心目中占据很重很重的分量。

在我的集邮经历中，母亲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那一年，已经病得不轻的母亲在住了不知多少次医院以后，被我接回了我家居住。当时，父亲刚刚被查出了癌症，为了不让母亲知道这个现实，也为了让多年以来照顾母亲的父亲静心休息一段日子，我和弟弟商量决定，由弟弟照顾父亲，我来照顾母亲。

真不知道，母亲居住在我家的那段日子是怎样捱过的。我要上班，故将母亲一个人留在了家里，母亲不识字，电视看不懂，加上疾病的折磨，又少了父亲无微不至的照料，想必母亲一定是度日如年。

作为一名报社的编辑，那时我每天的读者来信很多（现在也不少），上班的时候处理不完，常常要将这些读者来信带回家来拆看。即使这样，很多读者来信还是来不及处理，家里到处堆积着读者来信。

一天我下班回家，冬天黑得早，没有开灯的家里很是昏暗。这时候，我看见了一幕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场景：在昏暗的屋子里，母亲正弯曲在沙发上用剪子为我拆信，在她面前的茶几上已堆满了拆开的读者来信。看见我回家，母亲冲我咧嘴微笑了一下，没有说话。

由于疾病的包围，母亲的意识已经越来越不清醒了。但在我上班以后，母亲总是默默地为我拆信，有时候我回家了，母亲也没有意识到，依然在昏暗的世界里为他的儿子拆信。或许，母亲是靠这种类似机械式的劳作，来抵挡疾病对她的进攻和她对我的父亲的牵挂？

4、您是否遇到过多年想得到的一枚邮票，结果它与您擦肩而过留下遗憾？

有，就是“猴票”，每次看见它，都有一种擦肩而过的遗憾。

对于许多没有拥有“猴票”的集邮者来说，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拥有一枚；但对于许多拥有品相完美“猴票”的集邮者来说，我又是不幸运的，因为我的“猴票”缺了一个角儿。

“猴票”发行的那一年，我上高中，虽然上初中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集邮，也买了不少的邮票，但当时买邮票完全是撞见什么买什么，邮局有什么买什么，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新邮发行的消息。所以，1980年2月15日“猴票”问世，我并不知道，也无从知道。

我和“猴票”见面的那一天仿佛是一个星期天，一大早儿我就喊弟弟起床了，和我在楼前打羽毛球。不一会儿，弟弟的一名同学从楼里走了出来，他手中拿着一枚邮票对我说：“瞧，这枚邮票你有吗？”说着，他将这枚邮票递给我。虽然在这以前有很多同学送给我邮票（大部分是信销票），但弟弟同学送给我的这枚邮票让我感到很特别——红红的底色上坐着一个黑色的猴子，让我欢喜的不得了。于是我连忙说：“这枚邮票我没有，给我吧。”后来我知道，这枚“猴票”是弟弟同学从他爸爸那里“抢”来的，没有了邮票，他爸爸只好走到邮局发信。

回到家中我方才发现，弟弟同学送给我的这枚“猴票”右下角儿有一个折痕，我想用手抚平，但由于是“硬伤”，费了好大劲儿，折痕依然存在。但这点儿“美中不足”并没有影响我当时的好心情，这枚“猴票”让我那个星期天过得很充实、很愉快。此后，我不断地将“猴票”从插册中抽出来欣赏，几经折腾，“猴票”的右下角儿开始从“折痕”发展到“裂痕”，终于有一天，当我再次从插册中将“猴票”抽出来欣赏的时候，“猴票”的右下角儿掉了。

实话实说，当时我看见“猴票”掉下一个角儿，也心疼，但并不特别心疼。我心想，“猴票”怎么说也是刚刚发行，邮局里肯定还有卖的。遗憾的是，我将附近的邮局跑了一个遍，也没有买到一枚。

一天，我来到王府井闲逛，在东华门中国邮票公司门前邮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意外地发现了“猴票”。这个“发现”让我激动不已，一问价儿，大吃一惊，两毛一枚。我挺气愤，八分钱的邮票卖这么贵，心也太黑了吧。不买，坚决不买。我扭头便走，心想过不了几天，价儿就会掉下来。我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一个月后，当我再次来到东华门中国邮票公司门前邮市时，“猴票”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五毛一枚。不买，还是不买。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我三次来到东华门中国邮票公司门前邮市，此时，“猴票”的价格攀升到两元，我叹息一声，走开了。当时我口袋中只有两元，这是我几个月来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卖旧报纸）积累起来的全部“资金”，要是买了“猴票”，就没了回家的车费。

这以后，“猴票”仿佛得了“美猴王”孙悟空的灵气儿，价格一个筋斗接着一个筋斗地往上涨——8元、15元、150元、300元、500元、800元、1500元、2000元……13000元。当“猴票”的价格突破百元大关的时候，我多年来买一枚“猴票”的愿望彻底成了泡影，因为当时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我，每月的收入抵不上一枚“猴票”。

今天，这枚少了一个角儿的“猴票”依然在我的插册中，每当我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她给我带来的一段段往事。也许是厮守的时间太长的缘故吧，这枚品相不佳的“猴票”却在我的眼中——最美。

5、谈谈您编组邮集的目的和经历，您怎样看待邮集的买卖？您买过邮集吗？有卖邮集的计划吗？

我编组邮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当一名“明白的”集邮者和一名“明白的”集邮记者。

2010年10月初我去了一趟新加坡，参加中国和新加坡建交20周年纪念邮展。邮展期间巧遇前亚洲集邮联合会顾问、现国际集邮联合会主席、新加坡华人集邮家郑炳贤先生。我与郑先生是多年的好朋友，以往的相见都是在中国，此次在新加坡与他相见，甚是欢喜。

在熙熙攘攘的邮展现场，我与郑先生关于邮集的编组侃侃而谈，而这样顺畅的交流在12年前的1996年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在当时，我对邮集编组方面的知识还了解很少，甚至还分不清邮集都有哪些类别，是一名“不明白”的集邮者，更是一名“不明白”的集邮记者。

1996年在我国北京首次举办了亚洲国际邮展，在邮展开幕的前一天，我以《中国集邮报》记者的身份去采访。因为第二天邮展就要开幕了，所以邮展现场一派忙碌景象。在展厅的一角，我意外发现了郑炳贤先生，他正在同当时的亚洲集邮联合会主席加迪亚先生（现已去世）观看邮集。这是多么好的采访机会呀，我立即上前进行了自我介绍。郑炳贤先生愉快接受了我的采访，可问什么问题呢？在一框又一框的邮集前，我真是一头雾水。犹豫再三，我抛出了这样一个既没特色又没深度的问题：“请谈一谈您对这些邮集的印象？”因为不了解邮集的类别，我只好说“这些”。

郑先生一定以为，作为一名集邮媒体的记者，必然对邮集的编组很在行，于是，他兴致勃勃地和我大谈特谈起了关于邮集的选题、展品的处理、素材的珍罕度、外观印象以及如何评审等方面的问题，我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并不时在采访本上记着什么，看似很投入，其实很头痛。终于，郑先生“天书”一样的话说完了，他问我满意否？我连忙说：“满意，很满意！”回到编辑部后整理我的采访笔记，里面的记录连我自己都看不懂了，采访文章当然也没有写出来。

这次失败的采访让我痛下决心：既然要做一名集邮者，就要当一名“明白的”集邮者；既然要做一名集邮记者，就要当一名“明白的”集邮记者。12年后，我基本上成为一名“明白的”集邮者和一名“明白的”集邮记者了。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功劳，是因为我编组了一部《水》专题邮集。

《水》专题邮集伴随我走过了10余年的参展历程，先后获得了国家邮展、亚洲邮展和世界邮展的大镀金奖，并在2011年国家邮展上获得了金奖加特别奖。我把《水》专题邮集的每次编组和参展，都当作是一次难得学习的机会，虚心地向编组专题邮集的大家如张巍巍、李伯琴、焦晓光、施邑屏、彭瑾等请教，经常分析《水》专题邮集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和提高。

邮集的买卖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对促进集邮展览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我就是邮集买卖的受益者，因为《水》专题邮集就是在买进后重新编组的。目前，我对《水》专题邮集的未来信心满满，若有一天我制订的目标实现或出现其他问题，我也会考虑将《水》专题邮集卖掉的。

6、作为一名媒体的工作者，是否这样的身份给您集邮带来方便？谈谈对国内集邮媒体的看法，比如《集邮博览》。

我所从事的集邮媒体工作是我一生的爱好，所以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个工作的确给我集邮带来了诸多方便，但我时刻警醒自己，工作与个人的爱好还是要有区别的。故我在任何集邮场合出现，我的第一身份是集邮媒体的记者，我积极主动地去采访，拿着相机不停地拍摄，而不会去排队买邮票、邮品。只要在工作百分之百地完成工作以后，如果还有时间，我才会去购买邮票、邮品。但这是第二位的，绝不可因此而影响了工作。

国内集邮媒体对传播集邮信息、普及集邮知识、推广集邮活动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是中国集邮事业发展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内集邮媒体的内容都很丰富，印刷也很精美，同时国内集邮媒体的从业者都很敬业，对读者都很热情，这对广大的中国集邮者而言，是非常值得庆幸的。我希望国内集邮媒体今后应加强合作，展开竞争，提高办报办刊水平，更好地为集邮者服务，并扩大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我的第一篇集邮消息是刊登在《集邮博览》上的，所以至今我在阅读每期《集邮博览》时，总是怀着一种感恩之心。1985年我所上的北京师范大学分校举办了一次小型集邮展览，在邮展开办之后，我写了一个小消息，投给了《集邮博览》，大概两三个月后，《集邮博览》刊登了，并寄来了一本样刊，虽然这篇小消息只有几十个字，虽然我当时用的是“迟早”这个笔名，但我感到非常激动，时常将这期《集邮博览》拿出来欣赏。

我的名字第一次登上《集邮博览》杂志是在1988年。当年的《集邮博览》杂志上公布了“新时代杯”京津汉穗集邮文化系列大赛的获奖名单，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但购买那一期的《集邮博览》杂志，却费了一番周折。且在购买《集邮博览》杂志的过程中，与北京一位集邮家巧遇。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与妻子从岳母家回来，在北京木樨地366路公共汽车总站下车之后，兴冲冲地来到一家小邮亭中购买《集邮博览》杂志。因为凭感觉，我以为《集邮博览》杂志在“新时代杯”京津汉穗集邮文化系列大赛结束几个月之后，应该刊登获奖名单了。但邮亭卖杂志的人却给我浇了一盆冷水：“最后一本《集邮博览》杂志让一个老头儿买走了”，他手指远处的一个老先生说。我立即追上那位老先生，怯生生地问：“我可以看一看这本杂志吗？”老先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见老先生不答应，我提高了声调说：“就看一眼，里面可能有我的名字。”老先生立即展开《集邮博览》杂志让我看。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翻开了杂志，借着昏暗的路灯光，我很快就在《集邮博览》杂志里找到了“新时代杯”京津汉穗集邮文化大赛获奖名单，在“三等奖”获奖者行列中看到了我的名字——“王宏伟”。我手指着我的名字高兴地对老先生说：“我就是王宏伟！”“你真可以呀！”老先生也为我感到高兴。我问他在哪里还可以买到《集邮博览》杂志。老先生说：“坐几站地车，在永安路邮局可以买到。那是一家很大的邮局，一定可以买到的”。辞别老先生的时候，我问他贵姓，老先生说：“我姓王，叫王席儒。”我喜出望外，说：“您就是王老师呀，我经常在集邮刊物上看到您的大名”。老先生谦虚地说：“那我也没有获得三等奖呀。”这时，天已经很黑了，我与妻子挤上公共汽车，半个小时后来到了永安路邮局，终于买到了《集邮博览》杂志。

此后我经常向《集邮博览》投稿，但大都石沉大海，但我并不灰心，依然以极大的热情阅读《集邮博览》，并向《集邮博览》投稿。

在《集邮博览》停刊之时，我感到很失落，仿佛是最要好的朋友离开了自己。不久《集邮博览》复刊了，我欣喜若狂。复刊后的《集邮博览》面貌一新，在外观上有了一个革命性的改变，印刷更加精美。同时，复刊后的《集邮博览》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很多栏目的设置如“集邮九问”深入人心。特别让我感到敬佩的是，每期《集邮博览》都策划一个主题，围绕主题刊登若干篇文章，阅读起来十分过瘾。

7、您认为什么样的集邮活动最吸引人？

当前社会多元化，集邮者多元化，集邮活动也是多元化的，故最吸引人的集邮活动是因人而异的。我认为，集邮活动不分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只要集邮者喜欢，都是值得各级集邮协会大力提倡和积极鼓励的。比如集邮展览，集邮者参加国家邮展、国际邮展、世界邮展值得喝彩，参加省级邮展、县级邮展、乡镇邮展同样值得喝彩。

在刚刚结束的无锡亚洲国际邮展上，生肖类、原地类、文献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展品同台亮相并深受普通集邮者的欢迎，我认为，这样的集邮活动就是最吸引人的，也是最具有生命力的。

8、您买过假邮票吗？您怎样看社会上假邮品？

我目前还没有买过假票的经历，但我在买邮票时总是心有余悸，担心买到假的邮票。因为当前邮票造假、邮品造假比较普遍，特别是那些名贵的品种，真邮品似乎要比假邮品更难寻觅。虽然每名集邮者都在心里默念"借我一双慧眼吧"，但上当受骗的例子还是比比皆是。有法不依，打击不力，是造成当前社会上假邮品泛滥的主要原因。次要原因是个别集邮者知假买假，并在邮集中大量展示，无疑为假邮品的横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9、您想过您的邮票最终的归宿在哪里吗？

这个问题目前还不是问题。我今年48岁，正是广泛收集邮票之时，还没有想过邮票最终的归宿在哪里。但我也知道白驹过隙，美好的时光会在不经意间消逝，所以我现在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抓紧时间，多多收集邮票，多多汲取邮识，充实自己，享受集邮这个过程。待我从48岁到84岁时，我会把我收集的邮票放置一个最终的归宿、一个对未来集邮有意义的归宿，比如，像我最钦佩的郭润康前辈那样，赠送给年轻的集邮者。作者：王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