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述“文票”，是指“文”字邮票与编号邮票。“文票”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也是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物化见证。研究“文票”，可以直观而形象地透视“文革”政治风云变幻，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左”的路线对中国邮票事业所造成的破坏和损害。
研究“文票”应当把握两点：
（1）研究“文票”必须把它放在“文化大革命”历史大环境、大背景中去，“以史说邮，以邮证史”。只有忠实于历史本相，才能准确地、客观地理解“文票”的时代特性。切忌以今天的眼光和思维，凭“想当然”去做主观揣测。
（2）研究“文票”，必须运用历史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客观而实事求是地分析“文票”的功过是非。毕竟，“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充满着党内两种力量的殊死较量，“文票”不是铁板一块，它在“文革”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变化，变化趋势是向上、向好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邮票的选题与发行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无序”———原来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砸烂”了，富有经验的邮票发行部门的领导、管理人员和设计人员“靠边站”了，使得“文革”头几年的邮票选题、设计、审批、印刷和发行都呈现严重混乱的状态。
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这一段反常的历史现象，就是透过当时拟订的邮票选题计划与邮票实际发行情况加以对照，结合当时的历史大环境进行归纳比较，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邮票发行史有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认识。
邮票的发行计划与选题计划
《中国邮票史·第7卷》解释：“发行计划的目的，是预先肯定和批准某一年度必须发行的邮票和该年度邮票总的套数……主要是由选题设计计划中择其已设计完成的，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当年临时批准设计的新题材，迟早进行设计”，“选题计划只作邮票设计活动计划，因此，实际发行与此将有出入，至将来哪些邮票可发行，何时发行？需待进一步根据各相关单位意见、邮票厂的生产能力、安排及设计进度确定”。
可见，选题计划是设计计划的基础，它是先行的（一般须在上一年年底就要呈报审批），也是变动较多的；发行计划涉及生产性和技术性，且带有全局性影响，故变动相对较小。这是正常时期的“有序”；一旦放到“无序”的“文革”时期，这些“条条框框”都完全被打乱甚至被废弃了。“乱”只是表象，背后有复杂的因素。
《中国邮票史·第7卷》附录披露了1966年、1967年和1968年这三年的《邮票选题计划》，拿它们与对应年份邮票实际发行的状况对照，发现有下列特点：
（1）尽管身处“大乱”的政治环境下，邮票发行部门仍坚持“文革”前的传统，按时做好并呈报每年的选题计划。但意识形态领域“左”的错误明显干扰邮票选题工作，邮票选题范围一年比一年缩窄，“百花齐放”被“红太阳、红海洋”所取代，歌颂领袖题材的比例占压倒性优势，这个“乱”当时反被认为是“正常”的。
（2）当时主持和参与邮票选题的人员的精神状态有明显的变化：
1966年的选题是“稳”字当头，大体参照了1965年的作法，选题是多样化的，但最终几乎全部被否决，排除在邮票发行计划之外。
1967年的选题是“怕”字当头，选题范围大幅度缩窄和减少，变成清一色的“革命化”题材。最后发行的几套老纪特票就是最好写照。
1968年的选题是“乱”字当头，多达近30项选题，把“歌颂文革”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大乱必大治”，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使该年的选题计划大多“胎死腹中”，从而启动了“文革”邮票选题有序化转变。
这三年的“邮票选题计划”是“文革”邮票史的生动写照，也是不可多得的邮史文献。它们所折射的那一段“疯狂的”历史，可以让后人作出真切的、深刻的历史反思。
关于《1966年邮票选题计划》
有人会问：“为什么‘文’字邮票是从1967年4月开始，而不是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这要结合《1966年邮票发行计划》以及当时的历史大环境去分析探讨。
《1966年邮票选题计划》分三大类23项：
一、在节日期间发行的邮票：（1）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2）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3）革命的接班人；（4）工业战线上的尖兵；（5）人民的勤务员；（6）天天向上；（7）民兵；（8）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
二、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不在节日发行）：（9）中国船舶；（10）人民铁道建设；（11）六种定型的拖拉机；（12）大寨之路；（13）农村新文化；（14）人民交通警察；（15）第三个五年计划；（16）国防体育；（17）儿童操。
三、其他：（18）农业良种；（19）益鸟；（20）名贵药材（植物）；（21）淡水鱼；（22）航空专用邮票；（23）中国版画。
关于配合国际会议、国际活动方面的邮票题材，因许多情况无法了解，未列入计划。这个选题计划是在1965年间拟定，当年12月23日呈报审批的。制定这个计划时，“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开展，但已“山雨欲来风满楼”了，23项选题在1966年只落实了4项：
“人民的勤务员”变成1966年5月10日发行的特75《服务行业中的妇女》；1966年11月12日发行了纪120《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儿童操”变为1966年2月25日发行的特72《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六种定型的拖拉机”改为1966年3月20日发行的《工业新产品》。未列入计划而后来发行的则有：1966年6月27日发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12月31日发行的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
“第三个五年计划”放到1967年4月15日发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实现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奋斗》，成了“纪”票的“关门票”。
计划中的“党的一大会址”拟定是“嘉兴南湖中的木船”。这一题材延迟了25年，在1991年7月1日发行的J178《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中才出现“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会址”中的木船。“天天向上”在1975年12月1日发行的T14《新中国儿童》中才出现；“民兵”成了1977年3月8日发行的T10《女民兵》；“人民铁道建设”成了1979年10月30日T36《铁路建设》“国防体育”变成1972年6月10日发行的编39-43《发展体育运动》。“益鸟”延至1982年9月10日的T79才出现；“名贵药材”也在1978年9月15日的T30《药用植物》中圆了方寸梦。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也许是对“文革”“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吧，1966年尚未出现“文”字邮票。
关于《1967年邮票选题计划》
拟定1967年选题计划时，“文革”已开始了。几个月，从“破旧立新”到红卫兵大串连，“文革”狂飙使许多“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邮票选题也只能“升温”，但范围大大缩窄了。
《1967年邮票选题计划》：（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2）全世界革命人民热爱毛主席；（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4）红卫兵不怕远征难；（5）工业学大庆；（6）农业学大寨；（7）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8）民兵；（9）十月革命五十周年；（10）二十九届世界乒乓球赛；（11）世界新兴力量运动会；（12）英雄模范；（13）革命烈士；（14）普通邮票：瑞金、延安、遵义、井冈山、韶山。
1966年没落实的“民兵”，这次又重新提出，旨在“宣传人民战争伟大思想”，但仍是落选。真正落实的只有第1、2、3项这三个选题：1967年4月20日发行了文1《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都是“文革”时兴的“语录”，宣传“造反有理”。10月1日发行了文6《毛主席与世界人民》；5月23日发行了文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为了壮大声势，增加发行了文5《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让“八个样板戏”搬上邮票这是1968年的“后话”。
拟发“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时，没估计到大串连带来一大堆难题，也没料到“革命小将也会犯错误”。政策上的“调整”使这一题材永远无法实现。“斗私批修”的提出以及“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新形势，也使“十月革命50周年”选题被搁置了。耐人寻味的是，计划中的“英雄模范”拟有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和少年英雄刘文学；“革命烈士”拟有张思德、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和江竹筠。这两个选题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无法落实。只是1967年3月25日发行了纪123《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3月10日发行了纪124《向32111英雄钻井队学习》，也算“有一个交代”吧。当时全国忙于“揪斗走资派”，随后又发生“派性”斗争，使得“学大庆、学大寨、学解放军”的选题也推迟到1972年及以后才陆续搬上邮票。作者：黄继光 文章来源：云南邮政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