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履生：我的书画之源

陈履生作品：《大江深处》，68×45，2012年。
　　
　　世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历。就其专业而言，即使是同一个专业，每一个人也有各不相同的学习过程。可能现代文明的发展会缩小彼此的差距，但在没有享受到现代文明孕育的人那里，他的成长道路也许就有许多独到的地方。我在学习美术理论之前先学画，学画之前先学书。虽然，所谓的“书画同源”古已有之，但那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生于书画之家，也就没有值得称道的家学可言。在那只有二十余万人口的江洲小岛上，县城仅是方圆不足一公里的小镇。从小体会到并记忆中的确实是一种民风淳朴的感觉。这里四面环江，封闭的地域特点造就了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地方文化。这个叫做扬中县的小岛，在50年代只有一个能够反映一点现代文明的照相馆，那是现在已经少见的自然光的摄影室，恐怕要到摄影史的图片中才能目睹。和农民种地一样，这种运用天光的照相馆也是靠天吃饭。我就出生在这个照相馆里。比下有余，孩童时期我曾为之自豪。家父读书不多，大概也就是那么几年的私熟，但却知书达理，深晓读书的重要，而且特别重视字写得好坏。那时候每逢有纪念照片上要写字，家父总是请刻字店的师傅写，当然刻字店的师傅也就是当地字写得最好的了。后来，当我上学以后，父亲就特别注意我与几个兄弟的字写得好坏，他一直希望如果有一个儿子能写得一手好字，那以后就不需要再求人了。出于这样的目的，父亲首先要我练习美术字，什么仿宋、老宋、黑体之类，横平竖直可以用尺子比划。可能现在很少听说习字先从美术字起家的，稍懂一点的都知从颜、柳正楷入手，或进一个书法班随老师学习。记得学习美术字不几天已兴趣索然，辜负了父亲的希望。实际上，我那时还很小，既没有生活的经历，也根本理解不了父亲的用意。等到文革发生，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意想不到变化，失落感使得似乎还没有到应该考虑前程的年龄，就已经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路向。像我这样的几乎年长辈们无一没有政治问题的后代，看来唯一只能靠手艺吃饭了。家乡一句俗语，“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也许给予了我始初的启发。我开始练习毛笔字。因为很多地点很多场合有用，而且非常革命。那个年月几乎所有的古人法书碑帖，都成了封资修的货色，民间所藏大都化为灰烬，所以，习字也不容易。市上仅有一二种大概是政历清白的革命书法家所写的毛泽东诗词字帖，不要说现在看，就是当时也能看出水平一般。所以，我一直渴望得到一本古人的字帖。特别是当我已经到了习字入迷的境界时更是如此。有一次，和几位同有书法爱好的同学无意在学校图书馆尘封的角落里发现有几本破四旧中漏网的古人字帖，眼前顿觉一亮。当时虽然没有言语，却一直耿耿于怀。听人们口头上常说偷书不为偷，况且那年月似乎人们也不需要书，好像也想不到去偷书。可是，为了书法，我要，我的两位同学也要。于是我们策划了偷书计划。如果光凭我，打死我也不敢，因为同行者之中有父亲执掌着革委会军政大权的同学，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害怕。实际上，我的那位同学学习成绩每门都不及格，更谈不上练习书法。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因此，我一直都在内心感谢我的这位同学。等到我们一行三人从气窗上爬进还不到现在中学一件教室大的学校图书馆时，还没有犯事，已被捉拿归案。多亏有那坚硬后台的同学为依托，否则，我将不堪设想，定什么样的罪也不为过。但事实上我们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此事除当事人以外谁也不知道。可是，此后我们再也不敢有如此的作为了。相反，却增强了我练习书法的决心。后来，从一个朋友那儿借到一本不知谁写的新魏体毛泽东诗词，可以说是如获至宝。新魏体是当时最流行的一种字体。于是，我以极其细致的功夫用双钩法描摹一遍，其摹本和原稿几乎完全一致，连我的书法老师也大为感叹。我用此摹本习字几年，直到后来市面上有了颜真卿的字帖，此时大概已经到了20世纪70年代的中期。

　　以上是我十几年前写的一篇名为《学书忆往》的文章，这就是我在学画之前的一段经历。虽然我从小就喜欢写写画画，曾经临摹过被单上图案中的双猫，挂在自己的房间内，博得了亲友的赞誉，自己也很是得意。我一直记得那双猫的炯炯眼神，也一直记得被单图案上的天安门形象。那时候中学的语文课主要是写大字报、小评论的教育，今天批这个，明天又批那个，想想也是挺好玩的。课程中还有农业基础课，教学教拖拉机的原理以及怎样开拖拉机，也教猪的生长过程与如何养猪。一次在上“农基课”时，我非但没有好好听，而且在书上画画，被任课的杨老师看到了，他非常严肃地批评了我，并认真地给我讲书是如何印制的，从印刷、排字，编书这些书的印制过程，讲到纸的生产，直到纸的原料稻草是如何从种子下地开始的过程，听完之后，真觉得“页页皆辛苦”，所以，在书上瞎画是对不起工人、农民的汗水的。老师很高明，他不批评我没有听他的讲课，而是批评我在书上画画。实际上，我的这位老师也不会养猪，如果论养猪的技术，那他还得拜我的大舅、二舅为师，那可是真正的养猪高手。但是，这位老师曾经帮助我在小学毕业停学一年后得以复学，所以，至今我都感激他。

　　在当时，同学之中能够写写画画也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因为学校的各种报栏都是吸引眼球的重要场所，而我在这个舞台上常常是主角。这时候我也体会到政策的宽大，举贤也不避疏，出身好坏或者是家庭有没有问题被忽略不论。等到高中毕业，虽然有工农兵上大学，可是我连做梦都没有想过，起码的自知之明让我摆正了位置，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提都甭提，该干嘛干嘛。实际上，家庭出身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因为爷爷在抗日的时候当过两面派的乡长，既替国民党收过税，也替共产党征过粮，所以，我的父亲就被他的徒弟弄成了一个天生的“保长”，“保长”前面还有一个“伪”字，这一个字是最要命的。真的“乡长”没有什么事，子虚乌有的“保长”却让我们一家难过了十几年。

　　对我来说，当兵是第一志愿，我想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得到这样一个机会，也未能如愿。我们家兄弟四个，就我身强体壮，保卫珍宝岛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是真心想当兵。保卫祖国当然是职责，而更重要的是想混一张写有“光荣军属”的纸贴在门上，这一张纸在当时和剑拔弩张的门神一样百无禁忌。后来，虽然钻了一个政策的空子没有下乡，但是，没有工作只好闲着。眼看四周只有能够写写画画才能有点前途，因此，从这时候开始正二八经学画。

　　说学画，也不像现在的孩子学画进什么班，只是每天泡着文化馆里，混个脸熟，帮忙画一点宣传牌子上面的漫画，批林批孔。后来作为文化馆里的临时工，带着宣传牌子到各个公社去办巡回展览。这一段时间还参加各种应付展览的创作学习班，渐渐掌握了一些造型的技能。

　　进了工厂以后，曾经在厂房顶上写过有几人高一个字的大幅标语，也为厂里的先进工作者画像。一次，在全县的“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当我在画速写的时候，被台上的革委会主任看到了，他走下台来把我的速写本给没收了。我就是这样利用各种机会画速写，通过速写提高造型和表现的技能。想想也是挺惨的，画了几年的画，也没有画过石膏像，因为这个江州的小岛上根本就没有石膏像，连那个时代已经出现的鲁迅等英雄人物形象的石膏像也没有，不要说大卫和拉奥孔了。后来，县里玉雕厂来了两位东北来进修的老师，其中一位于文革前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是学雕塑的，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转学玉雕。这位老师很用功，从市场上买来杀好的鸡，在招待所里研究鸡的结构，画鸡的骨骼，有点学院派的味道。我不仅请他指导我的画，而且还请他为我做了一个等大的头像，并翻成了石膏像。以后我通过不断画这个石膏像而掌握了素描的三大面五大调子，一直到上大学前只画过自己的石膏像，没有画过别的石膏像。

　　1978年，我靠这一点素描基本功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大学一年级的假期，我还回到原来任职的电子仪器厂，为厂大礼堂画了一幅巨幅的华主席像。可以想象，我的这些早期作品早就不在了。这就是我上大学前的学画经历。

　　沈鹏先生有一本《三余诗草》，他借鉴古人所谓的“岁之余、日之余、时之余”，而追求一种“三余”精神，因此，我把他的诗词看成是“政之余、编之余、书之余”。自古名诗和名诗人都处于“三余”的状态，欧阳修的“马上、枕上、厕上”即如此。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三余”，这里，我不想就我的画来凑另一个版本的“三余”，但要说明的是这本画集中的画都是“文之余”的结果。这里的“文之余”，则关系到我的“文”的情况。粉碎“四人帮”之后，可以考大学了，就我的基础和兴趣爱好，所想报考的第一是油画，第二是国画。可是，南京艺术学院刚恢复高考后招生中的这两个专业只有各10人，掂量掂量自己，还是来个稳的，因此，我报考了招生人数最多(19人)的也是被认为最不好的一个专业——工艺图案。这个专业实际上就是染织专业，好像和我刚学画的时候临摹被单上的双猫图案有一点缘分。

　　在开学典礼上，副院长谢海燕教授给我们作报告，他的一番讲话一直让我难以忘怀。他说，现在美术史论的研究很薄弱，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少，当时全国不到一百人，所以，有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说法。后来，我一直思考这个话题，看看我们九十几位同学，就没有一个学习美术史论的。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古典文学考试偶然得了一个年级第一，这给我以自信，而我确实也喜欢文学和美术史论，当时就在看黑格尔的《美学》。因此，我决定将今后发展的方向转到美术史论方面来。这一想法得到了温肇桐教授的鼓励，他曾给我以早期的业余指导，更加强了我学习美术史论的决心。第一次见到温肇桐教授是入学报到的第一天，在南艺的招待所里。非常凑巧的是，送我来南京的家兄被招待所安排和温教授住一个房间，当家兄给我引见的时候，眼前的这位教授极其普通，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我想象中的教授的派头。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在温教授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研究刘海粟校长题画诗的文章，虽然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有些幼稚，但是，在当时却是第一篇研究刘海粟校长题画诗的文章。当这篇文章在学报发表之后，不仅成为南艺历史上第一个学生发表文章的人，而且刘海粟校长在看到之后，特别让系办公室主任通知我到西康路省委招待去见他。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里所要说的就是这一切都给我以学习美术史论以鼓励。

　　在这本科的四年里，我和同学们一直上着各种绘画的基础课、创作课、专业课，但是，在毕业前我却参加了美术史论专业研究生的考试，而且非常幸运地成为刘汝醴、温肇桐、林树中教授的研究生，从此也就进入到美术历史及理论专业的行列。1985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基本上是从事古典美术方面的编辑工作，一干就是17年。久而久之，就混到了一个美术理论家或批评家的称号，一般的朋友也就不知道我的绘画经历和现在的绘画状况。到2002年3月，得中国画研究院刘勃舒院长的赏识，我调到了中国画研究院工作，又重新回到了画画的队伍，尽管此前的十余年我根本没有间断过画画。现在，我仍然还是以研究工作为主，仍然坚持《文艺报》“艺术视窗”专栏的写作，所以说这些画是“文之余”的产物。(2003年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