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学观微录之三十三

早年日本邮坛中素有“支那通”之称的名邮学家大柴峯吉氏，在其遗著《台湾之切手》一书中，记台湾巡抚刘铭传在台北成立邮政总局的日期，是清光绪十四年，岁次戊子二月初十日，即公元一八八八年阳历三月廿二日。准此，则在今年的下月十五日（阴历二月初十）或三月廿二日，适为台湾邮政七十五周年之庆了。　　无可否认，刘氏创立的邮政总局，实际是台湾文报局的改制，此有流传存世的《台湾邮政条目》（见楼祖诒著《中国邮驿发达史》页三二九“清驿概况”的附录一）中所载的条目明文可证。而晚清文报局原是驿站旧制的改设，查文报局所投递的邮件上均黏附二联单，一记事由，一为收条，经收件人注明收到日期，仍缴还原发报局，以备查核，局务原以递送公文为主，后有营私变质。(<图1>) 　　所以刘氏的革新政策，乃是化私为公，将官享的驿政开放了些给民享，代价不轻。事实上在邮政前的文报局，已其有邮政的规模，因此台湾文报局早已将信件上黏附的联单改印篆书的“台湾邮票”字样，收条改为 “存根”，收到日期改为发送日期时刻，形式上似乎仍未脱双联单的性质。除了有文字表示它是象徵性的邮票外，与国际上现代邮政的邮票条件相关甚远。印刷粗陋易于仿造，无面值未知其行用的身价，皆成这些邮票先天性的病态。　　根据一般集邮先进的见解，“根票”发行较早，有传在一八八六年即有者；“邮票根”次之，皆属官用无疑。前人通称为“站票”实应谓“驿站票”，意义较明。“邮政商票”既供民用，发行较迟，应属刘氏成立邮政总局后的新产物。相传则在清光绪十四年四五月间始用。　　一八八八年五月十四日有驻台某国使馆的官员，自台湾寄给北京该国驻华公使的例行通信一件，这封信后来曾被法国的Timbre-Poste邮刊上披露，原来他是向上级报告台湾地方的“国情通信”。信上写着：“为报告消息事，兹附上台湾地方政府新颁的章程一份，在此章程之下，古老官式的信件传递，经已移交给一正式邮政的公务机构，其条文的要点如下：一、邮政是传达的使者。二、邮路系能每日连系的分站，其距离七十至一百华里（约廿三至卅三英哩）。三、传递信函及包裹的资例，为每站二十文，投送干路以外地方者，另加收费。四、邮票分有官用及普通民用者两种，前者供官府公文用，后者售于民用。视此邮票，此项制度当有阻碍，一般公开之批语，认有欠考虑，乃售于公众，殊不实在。例如：如有人自艋舺寄一函至竹堑，自必先往艋舺区内之邮局，当被预付三站之资费六十文后，邮局当给予一信函的收条，再持此邮票自行添附于信函上，由是此函寄往台北，再转经中坜，而到竹堑，按规定每站收到加贴邮票，按应添附此邮票。” 　　这封信上反映当时一般公众对创用台湾邮票的方式的怀疑，不仅向邮局付了钱，交了信，而无凭无据，甚至担心所经站地是否代为加贴邮票，万一不加贴又将如何？是否再向收信人去补收？依现存的资料获悉，此项每站贴票的办法，不久以后即行修正，所以后来所见大多数的实寄信件只贴一票。　　但无论如何，这封信启发世人对“台湾邮票”的注意，同时也可证明在发信时的不久以前，台湾邮票已经出生。